汪文宣的悲剧人生

 

 

从人物的性格因素和传统文化对人物的负面影响两个角度探讨《寒夜》。作为悲剧人物集中代表的汪文宣，悲剧命运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格：性格中的美好与变异；心灵分裂；恋母情结；自欺。性格使社会环境提供的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成为必然，也加重了《寒夜》的悲剧性因素。此外他思想深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传统儒家文化人格是顺从和忍耐；传统的文化心理重视孝道；知识分子的虚荣；母子型夫妻。传统文化的影响给他的命运增添了更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样，性格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一起酿成汪文宣的悲剧人生。

关键词：悲剧，性格，传统文化，负面影响 

  

汪文宣的悲剧人生

                —读巴金长篇小说《寒夜》

 

巴金的《寒夜》以细腻的文笔描写了抗日战争后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一普通家庭的男主人公汪文宣便是“小人物”悲惨命运的集中代表，同时也是旧中国一切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作品中人物命运的不幸遭遇引起我们的同情，也促使我们去探究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巴金在《关于寒夜》中说到：“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就制度......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1]我们不否认战争和黑暗是造成汪文宣悲剧的主要客观原因，但是他的性格因素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性格使社会环境提供的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成为必然，也加重了《寒夜》的悲剧性因素。此外跟汪文宣的性格形成有密切关系的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也给他的命运增添了更浓重的悲剧色彩。本文主要从性格悲剧，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两方面来分析汪文宣的悲剧人生。

一、 性格悲剧

性格是一个人在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谦虚或骄傲，诚实或虚伪，坚强或懦弱，果断或犹豫等等都是人的性格特征。由于家庭环境不同，受教育方式不同等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性格。环境规定了我们个人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我们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成了本质上的不同遭遇，即“性格就是命运”。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性格即命运”。这一观点也为后来许多哲学家津津乐道。这种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后来也为人们普遍接受。

亚里斯多德在其悲剧理论中认为，性格的地位仅次于情节,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排列第二位。虽然亚里斯多德不认为人物的性格是悲剧的核心,但他也不认为性格在悲剧里无足轻重,只是相对于情节,性格不显得那么重要。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对性格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性格显示人的内在含义,也是人物行动的基础，人物的性格与情节是有密切关的,情节是由某些人物来表达的,这些人物必然在性格和思想两方面都具有某些特点,情节是行动的摹仿,性格则是人物品质的决定性因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性格其实就是指人的某种潜能通过后天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人一旦养成了某种性格,他就具备了某种行为的潜能，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既然性格是人物行动的基础,而人物的行动又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幸福与不幸,这也正印证了莎士比亚所说过的“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汪文宣的命运跟他的性格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性格中的美好和变异

汪文宣是那个时代中国小知识分子的典型：善良，老实，正直，不会阿谀奉承， 这是他性格中美好的一面，然而恰恰是这种性格让他在当时社会无法生活下去。鲁迅说：“悲剧就是把人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王文宣性格中有价值的东西被社会毁灭了。

在为周主任祝寿的宴会上，王文宣在席间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品格的反映。他不会去为总经理和周主任敬酒，他看不惯别人的巴结奉承的样子，那些卑下的话让他作呕，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他清楚的感觉到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他到这种环境里来没有一分钟不后悔，终于一个人偷偷溜走了。如果说汪文宣的穷困潦倒是由于他躲多病，还不如说他不愿向权势低头.他把参加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这是因为他不得不去；又为自己参加宴会后悔，这是因为他那清醒的头脑不允许自己同那批庸俗的人同流合污。汪文宣的善良，正直没有帮他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越善良，上司越要欺负他，同事越要冷落他。周主任厌恶的表情，吴科长歧视的眼光使他毛骨悚然，同事的奚落使他不寒而栗。他辛辛苦苦在公司工作，等病倒了竟被一脚踢出，断了生路，最后在痛苦中挣扎，吐尽血痰，悄无声息的死去了。汪文宣的这种性格从本质上说是美好的，然而在那个“坏人得志”的年代却无法生活下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长性格又是悲剧性的。

环境造就人，同样环境也改变人。汪文宣以前有理想，有抱负，也敢于蔑视封建世俗道德观念，可后来由于战争的影响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异，在工作中变得越来越懦弱，忍让。这种性格让汪文宣从身体到心理遭到沉重的折磨，也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庭败亡.

 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的人，都会为阿Q的不幸命运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我们读了《寒夜》也同样会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抹一把同情的眼泪。但更使读者不满的乃是“怒其不争”。他完全屈从于家庭和社会，成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人，他默默地忍受一切，用乞求和眼泪去求得夫妻和睦，调解婆媳纠纷。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去当“花瓶”，供有钱人玩赏，却拿不出改变妻子社会地位的主意，甚至两次看见自己的妻子和一位漂亮男子在一起逛马路，上咖啡店，也不敢有所表示，只是在背地里暗暗责备精神疲乏，身体单薄，同她相差太远。相反却觉得站在妻子身边的男人让他有一种和谐的感觉。他不敢喊住妻子，只好痛苦的回到家里自言自语：“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汪文宣一味的忍让，迁就了妻子的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恶性发展，自己变得越来越懦弱，正因为这样，使得妻子和勾引他的陈主任的关系一步步深入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汪文宣在发现妻子与别的男子有密切交往的时候及时开诚布公的规劝妻子也许她的行为会有所收敛，也不至于以后离家弃夫而走。让步并没有挽回甜蜜的夫妻生活，倒增大了夫妻的离心力，正如在妻子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语回答，你只会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我就怕你这种眼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事后我总是后悔。我常常想向你道歉，我对自己说以后应当对你好一点，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在爱你，你从前不是这种软弱的人......”

汪文宣的懦弱忍让不仅没有得到妻子的爱，反而失去了妻子的爱。

  汪文宣的懦弱让他在家庭纠纷中成了母亲和妻子的出气筒。他既爱母亲也爱妻子，于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母亲是个封建保守思想严重的妇女，而妻子则是追求个人享乐与个人幸福的资产阶级女性。母亲按着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的社会习俗去衡量，看不惯媳妇每天打扮的妖形怪状与男人们跳舞，逛马路，过“花瓶”生活，而儿媳并不好惹，常给婆母碰钉子。婆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使汪文宣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精神困苦之中。他看不清母亲和妻子身上本质的区别。他一方面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树生的话没错。既迁就母亲的封建思想，有迁就妻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迁就母亲而向妻子赔情，或者护着妻子向母亲赔罪。他试图把两者调和起来，在两个质量不同的砝码中间寻找使之平衡的支点，可是由于两者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更由于他的懦弱，当母亲和妻子吵到有你无我的地步时，他束手无策，在慌乱之中只得疯狂地用拳头打他地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汪文宣这样并没有使二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他使用的处理矛盾的方法是错误的，由此他也忍受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加重着自己的病情。

      由于懦弱，不仅使他在家里受气，在社会上也受尽欺凌。他有不平只能藏在心里，有愤恨不敢公诸与世，他越发变得卑怯，猥琐：

     “公家的事，我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的高声答道。”

“那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更好吗？”汪文宣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哪管我们死活！要不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脸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注意到他的不平。

    尽管他有时也暗暗的责备自己“真没出息啊，他们连文章也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地工作。他总是用口头禅“为了生活，我可以忍受”，来打消一切不平和反抗地念头。然而，越是忍让，越是不抵抗，一切不幸就越是变本加厉的向他袭来。本来对患有严重肺结核的人，公司应该给予适当照顾，减轻一些负担，但是在那种劳逸不均，”损不足奉有余“的社会里，病号不仅得不到同情，相反，还在加重着他的劳动量。更为可悲的是，他多咳嗽几声，多吐几次痰，也要遭到科长的白眼和警告。作品中写道：

    “他咳了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在十分钟里 ，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的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了出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对完了。”

      这样残忍的场面，是何等的令人目不忍睹啊！吴科长固然是卑鄙可耻的，而汪文宣的这种忍让，这种懦弱的性格也同样让人伤心。他甚至比俄国国戈理的著名小说《外套》里的主人公巴什马其金还要懦弱。汪文宣不敢吐痰而把它吞下去，而他吞下去的却不是一口普通的痰，而是一口受尽屈辱，饱含心酸的血痰，是给他的悲剧人生以更大悲剧性的血痰。

（二）心灵分裂

     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悲剧冲突时指出：“在悲剧里造成冲突的根源不是恶意，罪行，卑鄙，或单纯的灾祸，盲目性之类，而是对某意具体行为的伦理的辩护理由。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冲突中对应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的辩护理由，而一方拿来作为自己坚持的内容却只能把同样的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2]

     余秋雨在《悲剧理论史稿》中阐释黑格尔这一原理时，更加明确的指出，悲剧冲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由单纯的自然原因造成的悲剧冲突；第二类时有身体无法掌控的出身，地位，性情，禀赋等造成的心里冲突，这是有自然条件作用于心理而导致的比较深刻的冲突；第三类是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3]

    作品中汪文宣的内心是分裂与矛盾的，常常分裂为完全相反的两种声音，两种思想，好像成为两个自己，然而这两种声音，思想有完全属于他自己。在一开篇，作者就在紧急警报，飞机轰鸣声这样的背景下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痛苦的灵魂。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那么你要怎样呢？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到。他吃了一惊，调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使他痛苦地原因是夫妻吵架后妻子离家出走，住到朋友家去了。他很爱妻子，吵架后很想对妻子让步，但母亲不喜欢儿媳，甚至在儿媳走后还暗暗高兴。汪文宣一是为了面子，也是想迁就母亲，使母亲高兴，结果却做了违心的事：当妻子叫人送来一封信时，因母亲在身边，所以就用了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违心的表示出妻子不回来，他都不关心。这不是他的真心话，实际上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妻子，就是在躲防空警报这种紧张时候也是如此，甚至幻想妻子已经在家或把行人当成妻子，然而妻子实际上却没有回来。

      汪文宣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就有两个声音，一个是愿望的自我——希望妻子回来；一个是接受现实的自我的声音——面对母亲，迁就母亲的心里。当愿望的自我一露面，立即就遭到现实自我的质问，这使汪文宣生活于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为了爱母亲也爱妻子，他做着违心的事，说着违心的话，永远处于心灵分裂的矛盾之中，而这样的分裂太痛苦了。作者写到：“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中止的煎熬，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但他又无法了结。汪文宣就在这心灵分裂中把生命之血一点点地耗尽了，一步步地走向了毁灭。

 (三)恋母情结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引用古希腊神话里“弑父杀母”的故事把以性本能冲动为核心的一种欲望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父）情结或是指一种亲母（父）嫌父（母）的复合性情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无意识与生俱来都存在着“俄狄浦斯情结”。因为环境，条件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或重或轻，或明显或隐蔽。

      恋母情结的原因一般是母亲在家庭中比较权威严厉，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无可替代”，极具影响力；另一原因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的缺失使母亲承担了更多责任，母亲把情感都迁移到孩子身上，使儿子对母亲产生极度依赖感。

     汪文宣从小丧父，是单亲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母亲含辛茹苦地一手将他拉扯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这样的环境形成母亲把对所有的情感都注入给了汪文宣，一方面造成他的懦弱性格，更可悲的是造成他的恋母情结。

     汪文宣在母亲面前会像小孩子一样乖顺，如作品中母亲让他吃饭，他本来不想吃，但他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听话的去吃。他怕失去母亲，一直窥测着母亲的脸色。妻子走后，他想找妻回来，可是母亲不同意，他就没去找。他一点主见也没有，完全听从母亲的命令，即便有自己的想法或主意，为了讨好母亲，也不自觉的压抑了自己或者表现为屈从。当他生病时，母亲让他看中医，虽然他明知道中医对他的病没有多大帮助，他仍然同意母亲的安排，让中医给自己看病，吃药，听从母亲的话请假休息。汪文宣的这种无主见导致与妻子的感情愈来愈淡，从而也破坏了夫妻感情。当他听到妻子说母亲的坏话，会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甚至自己也有种莫名其妙的的罪恶感，为此常与妻怄气，夫妻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到最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自欺

当个人对环境的知觉和对环境的解释不协调的时候，个人就会用自欺的方式避免面对，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自欺不是自我欺骗，也不是无意识，而是一种意识的统一：最初有一个意愿，然后有一个自欺的谋划，可以用于理解自欺掩盖下的本来面目，并引出对意识的反思前的把握。而这个把握就是自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骗者和被骗者是一个人，欺骗和被欺骗是同时发生的，自欺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过程。这样自欺的后果也由造成欺骗的人承担。《寒夜》中汪文宣是骗者，同时也是承担欺骗后果的人。

汪文宣的自欺主要表现在对待自己的病的态度上。他病了，仍去单位工作，当同事或上司问他身体怎样，不行就休息几天时，他的回答是“我很好，可以照常工作”当妻子母亲劝他休息几天时，他的回答同样是自己可以工作。他欺骗着自己打起精神继续工作，也欺骗着别人让他继续工作。当他重病在家时，妻子或母亲问他“今天好些没？”时，他的回答总是“好些了”，然而他并没有好一些，相反病情在加重。当然不排除他爱妻子母亲，不让他们替他担心的原因。但是汪文宣这样只会使自己承受的越来越多，加重着病情。当母亲为他请中医治病时，他仍使自欺的喝着庸医开的药，（排除经济原因不舍得花更多钱买西药），并且跟母亲妻子说喝完药感觉好多了。他这样骗人骗己的态度，结果是把自己的病耽误了，葬送了自己。

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国度，其传统文化具有抵制变化的完整性，还具有延续性。于是在其既得利益的大量的守护者与保卫者的维护下，具有很强的排它性和道德情感的持久约束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文化与人的潜意识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通过思想模式烙印在每个人身上。这种模式在提供给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同时，也限制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伦理道德，等级文化对人们尤其知识分子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汪文宣的思想深处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由此跟他的性格缺陷也有一定关系。这样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与其性格缺陷，黑暗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不可避免地造成悲剧性结果。汪文宣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新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与曾树生自由恋爱而同居，但作为一个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其内心依然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压，由此也给汪文宣的悲剧命运增添更重的悲剧色彩。

（一）传统儒家文化人格是顺从和忍耐

     汪文宣工作时在上司面前忍气吞声，哪怕上司的一个眼神或一声咳嗽甚至哼一声都会使他感到诚惶诚恐，甚至一些同事也可以在面前发号施令。即使他头脑清醒，认识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能在心里说，决不敢说出口。这也许和他怕失去自己的饭碗有关系，但同时也说明他还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面对母亲与妻子的争吵，他也是采取忍耐的态度，把原因都归结为自己，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忍耐着精神的折磨。汪文宣这种顺从及忍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特色是“阴柔”，缺乏阳刚之气。传统的儒家文化人格是顺从和忍耐，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度事物就会发生质变。汪文宣超过了度，从而出现被人欺负，自己受苦的境地。

 （二）传统文化心理，重视孝道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善事父母”的日常伦理意识，规范和实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整个中国文化的首要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集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的核心和首要观念。  孝道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在所有的传统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孝道在经过儒家学说的总结和提高后，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基础。孝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并且强制施行。子女，后辈对父母和长辈必须绝对服从。“百事孝为先”，的谚语也广泛流传于世。《论语 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认为，凡为孝子，最难的是要做到任何时候对父母内存恭敬之心，外现和悦之色。即使父母有什么过错，虽要进行适当的规劝，但不能违背父母意志，不违逆是孝子的最重要的美德。而不孝属于“大逆不道”，可以用刑来惩罚。此外因果报应的威力也起了巨大作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孝的逆子会被天打雷劈死，死了还要下十八层地狱，这些观念都已深入人心了。

      汪文宣对母亲的孝是绝对服从的孝。在婆媳矛盾中，他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妻子的一些做法和行为应该得到理解，同情，但有时仍然规劝妻子，让妻子让着母亲。这是汪文宣的孝顺观念在起作用。传统孝道是不论是非曲直的，要得是绝对服从，是愚孝。一方面，，母亲一生受苦，却在年老时沦落为一个二等老妈子的事实让汪文宣对母亲怀有一种愧疚感，。另一方面，母亲的观念也是和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习俗相一致，对母亲的依恋，言听计从，从表面看是孝，但从本质上说却没有做到本质意义上的孝。还从汪文宣的病说，他病后，母亲让他看中医，他心里虽不信中医，但出于对母亲的意志的顺从，出于对母亲的服从的孝，同意请中医，最终自己的病不但没好，反而愈来愈严重了，身体状况愈来愈坏。而在《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若毁伤身体，自身残废，就不能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汪文宣为了使母亲顺心，放心，让庸医看病（排除经济因素）经常自己虐待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种孝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自己以为是在尽孝，而实际上没有做到真孝。

（三）知识分子的虚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做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与权力的象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权力与金钱对世俗社会的支配使得知识分子面临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低下的经济地位使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面对贫困的生活现状，试图改变又无能为力，想从事一些下等的社会劳动但又碍于自认为的身份，颜面难于俯就。看汪文宣与母亲的对话：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吧，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那能做这样的事情。”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去看她。“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也不该让你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我连做个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 ^[4]

      在这里，汪文宣怀着“读书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赞成母亲当大娘，学问使他自豪，而读书人的自尊心又使他为难。让他生活在困境中也不愿出卖体力来挣钱维持生活。连最起码的生活已很难维持其实已没什么所谓爱慕虚荣可言，但汪文宣却仍旧怀知识分子旧有的自豪感，坚持着对虚荣的珍爱与守护。

      当他与妻子吵架时，因怕母亲听见，他会关上门，不让母亲知道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他这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不让外人甚至母亲知道，而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才是他希望呈现给别人的，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在作怪。

      汪文宣如此爱慕虚荣，但这样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丝好处，像他这样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只会让他的生活更困苦，更艰难。

（四）母子型夫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关系多是母子型的，是殉难型的妻子任劳任怨地照顾那不负责的儿子型的丈夫。

      在作品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夫妻关系也是母子型的。汪文宣从小生活在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这形成了他的恋母情结（在前边已经提到），造成他的思想和行为停滞在童稚化阶段，难以成熟。对母亲十分依恋。在作品中第一节妻子因吵架出走，他想去找她而终没去。在第二节他梦见敌人来了，母亲不在，从而着急的寻找母亲。根据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理论，梦是现实愿望的直接或间接的实现。对妻子的思念就梦中寻找母亲，妻子母亲好像合为一人，把妻子当作了母亲。

汪文宣的童稚化语言，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也仍像孩子一样，而此时的曾树生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在小说的叙述中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孩子似的”，“小孩似的”。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对话时，妻子的态度是“冷冷的”，而他的说话情状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孩似的”，她软化了。在曾树生表示送他回家时“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孩子似的说。回家后妻子给他脱鞋袜和外衣，他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她。给人的印象二人的关系不像夫妻，更像母子。处于童稚化阶段的他无法将母亲，妻子的角色识别清楚，从而也不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汪文宣就是这样一个在性格，传统文化的综合影响下的悲剧性人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像他这样的人们在演出着一出出的悲剧，他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小人物”的共同悲剧，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注释：

[1]巴金选集．       第十卷．关于<寒夜>[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37-239

[2]黑格尔．美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85

[3]余秋雨．悲剧理论史稿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50

[4]巴金．    寒夜 [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5-56

参考文献：

[1]巴金选集 [M] ．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巴金．关于寒夜．巴金研究资料(上卷)[M] ．北京：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3]刘南平．精神分析引论新讲 [M] ． 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4]胡永修．巴金〈寒夜〉中汪文宣形象 [J] ．厦门大学学报，1982

[5]张慧珠．巴金创作论 [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6]刘璐．从〈寒夜〉中人物看巴金的文化反思 [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04

[7]汪应果．巴金论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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